我猜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蝗虫，也多少听过蝗虫成灾的事儿。

其实，蝗虫这家伙吧，数量不多时，它们挺老实的，既不惹事也不搞破坏，可以说是挺本分的小虫子。但要是它们成群结队，黑压压一片飞到某个地方，那可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生物大灾难了。

大家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，说不定会有很多别样的感受。就像说，一两个乞丐对社会能有多大害处呢？但要是满大街都是乞丐呢？又或者乞丐们成群结队，形成了有规模的帮派呢？

不过咱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关于乞丐，而是要说说儒家学者的故事，所以还是把注意力放回儒家弟子这儿吧。

【儒教的东汉前传】

儒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久远的学派。它跟其他东西一样，走过了出现、壮大、成熟、传播等一系列阶段。这是自然的规律，不是谁能改变的。

在秦汉之前，儒家思想一直没能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，或者说儒教始终没能正式进入政治体系。这背后的缘由不少，关键的一点是，在那个诸侯混战、各自为王的时期，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统治架构不太合拍。

到了汉武帝那会儿，推出了个“只捧儒家，别的学问靠边站”的规定，这就算是把儒家学说当成了国家的正式信仰啦。

国教得有国教的样子，光有个名头可不行，还得在政策上多给些实惠。所以，太学这个专门培养儒家思想的官方学校就出现了，儒家子弟在当官方面的好处也渐渐显露出来了。

不过汉武帝可不是个傻子，他只是想拿儒家的思想来帮忙管治天下，让他轻易把官职送给儒家弟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精明着呢。所以，他刚开始办太学的时候，对招生要求特别严格，一年就选那么几十个学生，意思到了就行。这些学生毕业后，还得汉武帝自己过目，看他觉得行不行，能不能给官，而且给的官大多也都是些小职位。

但问题是，老百姓从这事儿里瞧出了一条明显的政治路数！学儒家能有好出路，学好了儒术还能做官，那咱们何不都去钻研儒术呢。这样一来，儒教在民间很快就火了起来，越传越广。

并且，由于朝廷的态度和支持，大汉的官员队伍里，那些倾向儒家思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结果，儒家开始了一个“一开始赢，就一直赢”的好势头。学儒家的人越来越多，朝廷里当官的儒家弟子也日渐增多。谁要是阻止我学儒家，那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，不然为啥要断我前程呢？大家都巴望着我学，你们可别学……

但咱们得琢磨琢磨，在那个时候，教育条件多差啊，想上学可不容易，普通人哪能有这机会？那时候上学就像是贵族的游戏，你要是既没当官的爹也没富裕的爹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刻苦读书，说出来都怕被人笑话，觉得自己不自量力。

确实，儒学开始流行时，主要就是在上层社会的圈子里转，普通老百姓啊，也就只能在一旁看热闹了。

儒家学子们的潜力突然被极大地挖掘出来，于是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：生产多了就想着促销。这么多满腹经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国家总得给他们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吧！不然，就是白白浪费了国家的宝贝，不关心百姓的想法，不重视有才能的人，也不从实际出发……这可不是儒家在吓唬大汉朝廷，这种反过来的压力还真管用，大汉朝廷慢慢就开始扩大太学的招生规模了。

起初，大汉王朝还真能扛得住，咱们这么大个国家，每年少你们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太学生，那算啥大事儿？这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吗？

这就像咱们现在合作的两个商家嘛，一个拼命地生产，另一个则不停地卖货。

到了西汉快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供应和需求的链子乱套了。那时候有个大名鼎鼎的好人加能人叫王莽，他特别大方，一下子把太学的学生人数增加到3万。你想想，西汉朝廷每年有那么多官位给这些人吗？这简直就是乱弹琴嘛！

但王莽会在乎这些吗？才不会呢，他本身也是个学过儒学的人，靠着儒教和儒学得到了不少好处，现在不过是回头给“老东家”送点人情，提拔提拔师兄弟师姐妹，他可不觉得自己有啥不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这么做，赢得了多少人的心呢？那些擅长舞文弄墨的儒家子弟，都把他当成了大恩人，只要他有需要，无不奋勇向前、卖力效劳。大家瞧瞧王莽篡夺汉朝江山那会儿，儒教子弟的嘴巴和笔杆子，给王莽带来了多大的助力！

王莽最终是靠着宣扬自己的好处，被“老百姓的心声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按理说，这下儒教和学儒的人该迎来他们的新机遇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王莽这位爱搞特别行动的人，根本不适合治理国家，他搞的新莽朝廷没过十几年就被刘秀给打倒了。

【东汉与儒教的唇齿相依】

刘秀拉上豪门大户一起建起了东汉，之后他就让那些打仗有功的人和原来的豪门大户回家休息了，还把外戚参与朝政的路给堵得严严实实。他又对朝廷里里外外的重要官职和部门的权力进行了大调整。接下来，他就犯难了：该怎么对待儒教和那些读书人呢？想当年汉武帝只捧儒家，结果搞出了王莽篡位的事情，这教训可太深刻了。那么，儒教还能不能做国家的信仰呢？那些读书人还靠得住吗？总不能把他们全给否了吧？

说白了，刘秀没得选，他得一直扛着儒家思想这面大旗往前走。

首先，儒家思想本身其实挺好的，你能说它讲的忠心爱国、勤劳为民，还有那三纲五常不对吗？主要就是有些年轻不懂事的弟子被带偏了，或者走得太过了，才走上了歪路。

再者说，你刘秀，本身也是学过儒家学问的人，受过儒家的好处，不能转头就不认账了。想当年，那些说什么“上天注定”、“百姓拥护”的预言，不都是儒家的一套嘛。结果你一当上皇帝，就要把儒家一脚踢开，这不让人怀疑你皇位来得正不正当（不是说不合法）？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嘛！

最后，刘秀身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老将里，有不少人都是信奉儒教的。就拿“云台二十八将”来说，他们大多出身富贵人家，而且很多人从小就跟着儒教学习。儒教和这些富贵人家已经绑在一块，利益相连了。俗话说得好，“西汉的功臣大多是混混，东汉的功臣则多是儒生”，云台将们大都是既能舞文弄墨又能上阵杀敌的全能型人才。像邓禹、寇恂、冯异、祭遵、耿纯这些国家栋梁、重要大臣，全都是在长安读过书的儒教学者。

那么，刘秀他真的敢挑战儒教的理念，把它推翻吗？他有这个胆量吗？儒家其实也不是歪理邪说，它只是有些限制和不足。在宗法制度下的中国，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能从思想上帮皇帝和贵族们减少统治的花费。

刘秀没法废除儒教，于是就把儒教学者们以前做的那些不对的事儿，一股脑儿都算到了王莽头上。儒家学说其实挺好的，咱们得大力支持，我就是靠它才实现了光武中兴。可王莽这家伙，真是太坏了，他老是歪曲儒教的真正意思，带着那些单纯的儒教学者走了歪路。说到底，都是王莽的错，现在他已经被解决了，大家得齐心协力往前奔，别再揪着儒教的小毛病不放了。

公元25年，刘秀刚把都城定在洛阳，就急着建起太学，四处搜集儒家经典，广泛邀请有名的儒家学者，甚至亲自坐车去找他们来当太学的老师。到了公元29年，关东那边的内乱还没彻底摆平，刘秀就已经开始张罗让太学重新开课了……刘秀为啥对儒家这么热衷呢？原因就在上面这些事儿里。

这种鼓舞人心的信号到底有啥用呢？瞅瞅那些原本犹豫不决的势力，最后不都纷纷加入了刘秀的队伍嘛，像马援、班彪、窦融他们就是例子。得记住，塑造一种文化和思想，说白了就是为了拢住那些想法一样的人，再慢慢转变那些不太乐意的人。

刘秀稳固了皇帝宝座后，又一次把儒家学说当成了国家的信仰。他常在朝堂上，处理完国家大事，就拉着大臣们一块儿聊儒家的学问。有时候聊得高兴了，他还会说：“别急着走，咱们继续聊，聊到天亮都行。”

刘秀可不是没事干，他这么做是有深意的。领导常组织学术讨论会，这说明领导有追求，接地气，大家对他的评价自然高，还能轻松赢得儒家学者的拥护和忠心。

刘秀不仅时刻在思想层面上推崇儒家，还特别重视国家的教育机构——太学。在以前，西汉太学的老师大多是名人，不需要经过选拔考试。但刘秀时代变了，当太学老师得满足很严格的条件：首先，光有名气可不行，得经过皇帝亲自的笔试和面试，防止有人浑水摸鱼；其次，得有朝廷高官的推荐信，这就像是政治审查；最后，年龄得在五十岁以上，太年轻、沉不住气的人就别来误人子弟了。

加了这三个条件后，太学这个教育地方的思想文化建设就变得稳妥多了。那些没真才实学的人没法混进来，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没门儿，对国家政府有怨言、满腹牢骚或者太偏激的人也别想进来。一旦有啥问题，推荐他们的官员一个都别想逃脱责任。

教书这事儿责任重大，要求又高，选拔还特别严，没有点好处谁愿意干呢？刘秀的办法还是老样子，干得好可以进朝廷当官，不想当官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政治福利。那些读书人转了行，刚开始可能会做尚书、谏议大夫这样的官，时间一长，还能升到更高的位置，比如汉明帝的老师桓荣，六十多岁才转行，最后做到了太常这个九卿里最大的官，还封了五千户的侯，他的学生里也有不少做了大官的。

老师方面已经安排妥当，接下来自然就是学生方面的调整了。不能像王莽那时候一样，一股脑儿地招太多学生，得限制一下人数。刘秀说了，想进太学就两个办法：要么你家里有大官，级别在六百石以上；要么你就得拿出真本事，获得地方上的正式推荐信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刘秀想把太学办成精英和福利并存的地方，不是谁都能进的。如果你是高官的孩子，那就直接来；如果不是，那你就得拿出真才实学来证明自己。

上太学能带来啥好处？其实这明摆着，咱们就挑俩重点说说。第一，就是当官更容易了，只要你在学校里学习好、品行正，就有机会直接被推荐去做官。第二嘛，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“人脉圈”，你的师长、同窗那可都是社会上的大人物，你学的都是顶尖儿的学问，你还愁以后没法儿升官发财吗？

刘秀对儒家做了些调整，就像是给儒教和儒家学者们新铺了一条路。这条路还有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能让那些立下大功的老将们心里更踏实。

大伙儿琢磨琢磨，那些战功赫赫的老将们为刘秀拼了命，好不容易东汉朝廷站稳了脚跟，本该是他们一起坐享胜利成果的时候，可刘秀却又是好言相劝又是施压，硬是把他们都打发走了，这是哪门子道理？大家一块儿拼死拼活，到头来就刘秀你一人独享清福？其实他们心里都有数。咱不直接坐那高位，分点红利总可以吧？

刘秀讲道：“老伙伴们，大家一辈子吃苦受累不容易，早点回家享清福、抱抱孙子乐乐呵呵吧，多读点书静静心，好好培养下一代快点长大成人。”

那些老功臣们琢磨着：咱们这把老骨头，都快入土半截了，多点少点好处也不计较了，只要孩子们将来能有出息。既然朝廷给孩子们铺好了路，那咱们就不在朝廷里碍皇上眼了，还是走吧。

为啥说刘秀重建的太学和那些升官的路子是给功臣、大户人家准备的呢？你琢磨琢磨，那时候六百石以上的大官都是啥人，他们的娃儿能直接进太学学习。那需要别人推荐的地方上的聪明人又是谁呢？他们能找谁来写推荐信呢？普通老百姓压根就没机会读书，就算读了点，也拿不到推荐的资格。再说，想做官还得过好多难关，普通人根本没法走这条路。

总的来说，刘秀算是把儒家的精神发扬得挺到位，同时还巧妙地把儒家学者的可能负面影响给管住了。

自光武帝之后，东汉朝廷和儒教慢慢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，就像处于甜蜜期的朋友一样。双方心照不宣，一切按照规矩来，这种互相有好处的关系，让人觉得十分顺心惬意。

只要没人来打扰，这种稳固的关系通常都会一直甜甜蜜蜜的。但东汉那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外戚集团就像突然冒出来的“小三”，宦官集团也跟着凑热闹，成了“小四”。这可不是东汉皇帝自己想找麻烦，而是外戚和宦官自己硬挤进来的。这样一来，儒家学者们就坐不住了，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于是，那个有名的“党锢之祸”就快要上演了。

【儒家弟子在东汉的幸福时光】